体坛周报全媒体记者 王勤伯
12月4日法甲日报，巴黎圣日耳曼罕见地组织了一次“媒体开放日”，但是在第二天，《队报》并未提供较大篇幅关于巴黎的报道。这家法国最大体育媒体和足球第一豪门之间明显气氛不对。
就在12月4日当天，《队报》刊登了两个版面的报道，关于巴黎圣日耳曼的媒体战略。毫无疑问，这篇报道会让卡塔尔人感到颜面无光。但报道中提到的各种事实是大多数和巴黎圣日耳曼有过接触的媒体人早就有所感知的——卡塔尔人对舆论的态度只有一个：控制。
一方面，由于引人注目，巴黎圣日耳曼是媒体任务最重的俱乐部，路易斯·恩里克每赛季要接受500-600次媒体采访。例如欧冠比赛结束后，当他终于坐到新闻发布会的椅子上，就已经在隔开的区域接受过5次版权转播方的采访。
恩里克和瓜迪奥拉一样，对“一对一专访”几乎一概拒绝，除非是欧足联、国际足联或转播方的强制要求。想采访一名巴黎球员仍然比与部长共进午餐更困难。此外，法甲赛前新闻发布会，大多数球队都会安排主教练和一名球员出席新闻发布会，巴黎圣日耳曼多年来始终只安排主教练，只有在欧冠比赛前才会增加一名球员。
赛后的混合采访区，巴黎圣日耳曼曾是全法甲最“节省”的球队，通常只派出一名球员，而且基本都是姗姗来迟。在与媒体沟通后，俱乐部开始更主动配合，赛后通常会迅速派出两名球员，并确保至少有一名法语球员亮相。
尽管对媒体态度吝啬，但是之前巴黎圣日耳曼的传播工作还很混乱，分属多个模块：俱乐部管理层、公关团队、职业队、青训部分、综合体育部门等，很容易造成信息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甚至引发“部门间互相提防”的内部紧张。
今年夏天，俱乐部进行了重大重组，由曾供职巴黎奥运组委会的安妮·德尚出任新负责人。她将多个传播部门合并，推动跨部门协作，加强信息共享，减少内部摩擦。
但也有2人例外。不受俱乐部传播部门管理的是主席赫莱菲的个人发声。他兼任多项国际职务，其对外沟通由卡塔尔体育投资的律师大卫·萨格登负责，而非巴黎圣日耳曼本部。
另一个就是顾问路易斯·坎波斯。他是巴黎事实上的体育总监，但同时身份又是外聘的顾问。按流程来说，他的媒体沟通应该属于俱乐部统一管理，但坎波斯自己在摩纳哥另有自己的私人团队，早期还依赖一名传媒人士作为对外“桥梁”。之前我们在报道里也曾经说过，某些法国媒体文章疑似坎波斯对俱乐部放话贴，现在《队报》确定地表示，坎波斯的私人团队曾引发过俱乐部内部的不满。但毕竟坎波斯达到目的了，自从他终于和巴黎续约至2030年后，“平行管理”的情况有所收敛。
《队报》说，2011年卡塔尔人入主以后，巴黎圣日耳曼一直保持对媒体环境的强控制力。他们对法国媒体的新闻报道独立性嗤之以鼻，保持着强烈的“归顺或敌对”态度，传播策略就是 “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换句话说——如果不做我们的肉喇叭，就是我们的敌人，高度疑似金元时代中超豪门的公关部。
所以，巴黎圣日耳曼对内和对外都非常凶悍。对内部人员施加压力，防止他们与媒体接触，甚至要求检查电话记录。对外则通过“数字军队”在社交平台攻击媒体或公众人物。俱乐部表示，过去三年已明显收缩此类做法，但仍然坚信掌控媒体叙事是必要的：“像我们这样的俱乐部希望保持一定程度的控制，这完全正常。”
所以，现在“采访”巴黎圣日耳曼的“媒体”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在俱乐部前任公关部门的推动下，“网红”已成为巴黎圣日耳曼媒体生态的一部分，他们频繁出现在发布会甚至混合区。这一点体现了巴黎圣日耳曼与欧洲其他豪门不同的传播策略，他们认为网红是重要的传播渠道，可以通过引导他们塑造更友善的外部舆论环境。
网红完全受控，和报纸、电视等媒体，则需要在审查方面讨价还价。《队报》说，现在，巴黎圣日耳曼对采访内容的审阅与修改已成为常态，而且还不想承认。例如今年 8月，阿什拉夫·哈基米在接受Canal+电视台采访中谈到自己也应该获得金球奖，俱乐部就曾要求电视台删除，但电视台坚持播出了，而俱乐部又否认提出过要求。实际上，这类“内容审阅”如今十分普遍。
当然，由于法国整体的舆论环境里，传统媒体仍然拥有较高的地位，巴黎圣日耳曼还不至于撕破脸皮。尤其是，在巴黎圣日耳曼想为自己造势的时候，他们仍然极度需要传统媒体，例如今年下半年俱乐部就在登贝莱获得金球奖前后发动了强大的媒体攻势，《法国足球》编辑部其实相当配合，30人候选名单里，9人来自巴黎圣日耳曼，这样的挑选实在让卡塔尔人太风光了。
尴尬的是天气不听卡塔尔人的媒体官员使唤，这导致巴黎在颁奖前一天的法甲比赛推迟到了颁奖当天，恩里克和多数球员错过了典礼。
